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这句话原本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语出《周易·系辞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吉凶应该是我们通常说的矛盾。类聚和群分以后就形成了一个个的矛盾体，矛盾是要斗争的，因此吉凶也就产生了。至于什么时候起“方”变成了“人”，笔者不知道，反正是后来，估计是后来的人们采用了外推法，才有了今天的“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的说法。意思是指人或事物按其性质分门别类。
人们后来只采用了前两句的意思，类聚和群分就完了，已经不考虑后边将会出现的结果了。从整体上这是带有明显中性色彩的词语，以此为分界线，褒义的就是志同道合，贬义的就是同流合污。随着语言的进一步发展演变，于是又出现了另外的词，比如道不同不相谋，同流不合污等。语言的发展演变大概有那么几种情况：根据人们表达意思的需要对原来的词语进行凝练，并赋予它新的意思；根据原来的词语派生演化为另外的词语；生活实践中总结归纳出来的新的词语。一句话就是需要决定了的发展和演变。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揭示的是一种事物的划分方法或者叫划分标准，言简意赅，一点不复杂。实际上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把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要么把原本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于是就出现了另外一种思想——中庸，“不偏不倚谓之中庸”，这又给人们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怎么才能做到不偏不倚呢？什么一碗水要端平，端不平就是有偏倚，什么公正等等。即便是走中庸吧，也有一些带有贬义色彩的词等着你，比如和事佬、和稀泥、立场到哪里去了等，说到立场那可是个原则问题，足以上纲上线了。平时我们经常说，对某个事物你要有个态度，态度就意味着你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支持就是肯定，反对就是否定。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为思维服务的，因此上边出现的那些词语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人们总是要找到一种语言来维护自己的行为和为自己的行为做辩解。
“物以类聚”似乎不存在太大的问题，红糖白糖放在一起成不了什么问题，反正都是糖，只是颜色不同而已；为了避免混淆，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人们就在事物的前边加了限制词，是红糖、是白糖。我们仔细分析和思考，就算是类聚后的事物，实际上它还是一个个独立的小个体。人呢！更复杂了，群分以后，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是团结，从消极的意义上说那是利益团体，这是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词。
团结也好，利益团体也好，说到底都是一种利益需求结成的联盟，这个联盟不是长期不变的，这是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团结，这个利益团体是按什么利益需求结成，结成的目的是什么？有了这个目的，再有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叫顺应潮流，顺乎天意，因为人们总觉得各人的一切均是上天安排好了的，一切都在冥冥之中，无非需要一个天意的代言人，把老天的意思转达给人们，并带领人们去实现天的意志。陈胜、吴广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创了贫苦老百姓也能成为天意代言人的先河，此后一发不可收，是啊，王侯将相可以成为天意的代言人，贫苦老百姓为何就不可呢？皇帝叫天子，天的儿子，说什么，做什么不是天经地义吗？水泊梁山不是高高悬挂着一面“替天行道”大旗吗？“替天行道”就是“忠义”，水泊梁山108将能团结或者利益团体，就是江湖里的那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义气，义气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粘合剂，十分有用，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奠定了关二爷成为“义”的化身的神圣地位。即便是十分推崇“忠义”的水泊梁山，当宋江接受朝廷招安，在梁山内部利益需求出现失衡，这个利益团体自然也就分崩离析了。
一个人是一个小世界，一个事物就是一个小个体，并不是类聚或群分那么简单。能把人笼络到一起的就是一种利益需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都不存在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因此拼了命也要护住这个巢，这是国家利益或者叫民族利益，为护这个巢而献身的人我们把他叫民族英雄。群众而且只有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既然是群众创造了历史，那么群众得利益就应该得到真正的维护，胡总书记说得好“群众利益无小事”，封建帝王都知道“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载是长期的，覆则只是瞬间的事情，我们的老大哥、东欧不是在一瞬间就成了过雨云烟？老百姓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他怎么可能跟你走，又怎么谈得上什么团结啊，同心同德。覆你那是迟早的事，实际上老百姓他不愿意这么干，除非万不得已。
群分的结果，就是一种把人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虽然这是一种自然法则，但是如果人为因素过多，矛盾自然就会出现，对立自然产生，吉凶就会生矣。“方（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后边这一句是不能丢的，有后边这一句多少还有些警示作用。《周易》虽是一本爻辞，但包含着十分深刻的道理，不论是为政者，还是寻常百姓读读都是有好处的。
